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他已经有了无望的感觉，但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还要为保卫北京城墙做最后拼搏。
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
梁思成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总理。
他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今天的毁城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他还记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华园，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3个月前，在南京北极阁，他刚刚当选为院士，一回到清华园，发现整个北平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得像铁桶一样了。
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壁，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
（摘自《当代散文精品1998》，广州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本篇作者邓琮琮、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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